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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声音床的制作

凯菲•马修

“我一直都对音乐的物理经验感兴趣,也作过两把声音扶手椅,将音乐感知过程中的听觉和物理振动结合,创造新的作品。这些布套下藏有音箱的椅子营造的情境会改变坐在上面的人的听觉经验,为‘怪异的’或‘沉闷的’音乐注入涵义。人们排几个小时的队来体验这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都很喜欢这些椅子,事后谈论的不只是音乐方面的体验,还有物理的和心理的。”凯菲•马修,一九九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

我到了中国。二十年前我就热切盼望能来这里,后来渐渐忘了这念头,突然之间,我毫无先兆地接到邀请、从排满了的日程表里挤出时间、然后便在中国着陆了:上海浦东机场。

在机场排队过关时,首先令我意外的是那把柔和的音乐似的女声,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广播着(大概是和航班有关的事吧),字词弹跳着,那种效果在英语世界是听不到的。我意识到虽然自己跟讲粤语的人合作过,但中文——或者说普通话,我还只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类的电影里听过。因此我眼前立即浮现出那个现在似乎出现在每一部中国大片里的美丽大块头女演员的嘴巴在一张一合。队伍不怎么动,因为只开了四条通道,而刚降落的飞机大概有六班左右。偶尔旁边会多开一条,于是大厅内便充满了人们拥向隔壁新开的通道时脚和地面摩擦发出的声音。

乘车向市区出发,我马上开始惊讶。上海很令我想起印度北部。来之前我想像到处都是簇新的廿二世纪建筑、闪着微光的摩天大厦、以及最尖端的科技生活潮流。没错,上海的天际线很漂亮,没错,街区建筑惊人的高,而且什么形状都有,但在街头,我看到的是简单的小店、食品铺。骑车的人,车上往往挂着一堆东西或篮子。大部分人是黑发,很多穷人。狭窄而冒着热烟的蒸饺店在肯德基、星巴克、五星级酒店和深穿套装手持移动电话的高效男女之间搭巢。街上没有游手好闲的人,这是肯定的。有时,光亮中有一丝阴暗。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起德里的原因——它们在同一纬度上吗?

我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然后为“都市发声”项目做一个新的声音作品。一开始,我只有一星期的时间写方案。由于我想了解“普通人”,想看这个“充满夜生活的现代经济城市在繁忙喧嚣之外的日常生活”,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 朱佳为我安排了紧凑的行程,包括探访老年沪剧票友、一位年长的二胡演奏家和一个女子弦乐队,在某人的小公寓里品茶并唱卡拉 OK,与当地电子音乐家见面。我甚至还在一场正式的音乐会上听了美国白人演奏当代打击乐。观众什么人都有,有的开心地大嚼着爆米花——在家里做好并装在纸袋里带来的,有的在打手机。音乐无聊的时候,有人打着呼噜,或大声聊天。当然,户外观光也是行程的一部分,外滩、黄浦江。渡轮上有振荡着的庞大引擎,我们乘着前往浦东,见到了那些惊人的、类似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中的建筑,男男女女在起重机之间用手工工具干活。我们离开了人行道路灯的哔哔声、扫帚扫地的沙沙声和软底鞋拍击地面的声音,进入无声的电梯,直上位于八十层的一间寂静、铺了地毯的酽咖啡吧,在那里向下凝视着几乎没有声响的城市。我只好从这旅程中脱身,去看水产市场,买珍珠,观察时尚,随意地吸收一下当地的街道和石窟门建筑的气息。啊,给我点时间步行,让我吸收、聆听这个地方吧!

当然,吃是少不了的。有大伙共食、冒着泡的火锅,有滋滋作响的菜肴和面条,有干辣的湖南菜和精致的当代上海菜、台湾菜。昂贵的和平民化的馆子都去了,两者的味道都是那么好,材料也都是那么新鲜,满意极了。提供当代美食的饭馆放的是一九五零年代轻松活泼的上海歌曲,西餐厅则回荡着顾客的喧闹声和吮吸汤水的声音,另外还有窗外的交通噪音。感官在此地可是过足了瘾,也着实受益。到底为什么人们还老说伦敦是味蕾的天堂呀?

你能看出我的兴奋。兴奋,是因为上海被人迷恋多年,因而我的感知经验也很强烈,几乎想要贪婪地将它一口吞下。我这只来自伦敦中区的动物,通过一套被过滤的、随时间而下意识发展的听觉系统每日穿行于自己的路线和地图之中。二十年前,这只动物开始调节该系统,以至于它成为了今日的有效工具。调入、调出、聚焦、重新定位,悉听尊便,但系统的听觉信息全是以伦敦为本垒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把这只动物扔到一块新的土地上,它就要品尝并汲取一整套新的信息,才能拿掉那些适用于伦敦的过滤器,真正听到此地的声音(当然,由倒飞行时差带来的心绪混乱不算在内)。这需要时间。

“上海的声音是什么?”

“你最喜爱的上海声音是哪些?”

不断有人问我这些问题。通常我会解释:我没有最喜欢的声音,我还在学习如何聆听这个城市,要真正地“听”它需要时间,我明天或下星期最喜欢的声音和今天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究竟什么是“最喜爱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有时我也会回答,我会谈谈那些令我惊讶、开心的声音,或是很突出的声音。比如棉底鞋在人行道上发出的声音、路灯发出的特殊哔哔声、地铁广播中像是加了特殊效果的女声、以及经常在早晨五点把我叫醒的黄浦江船只的雾笛。事实上,我第一次听见这雾笛声的经历是难忘的。当时我正为宾馆空调过强而苦恼,只听见远处传来巨大的警笛发出的声音,在山谷中回绕(至少听上去如此)。那声音潮湿而饱满,似乎穿过雾气悬在空中,形成一条黑灰色的痕迹,反复在我梦中出现。朋友很吃惊,因为江离我超过一英里。但我到上海的第二晚就听到了这声音,直到现在还时常听到,仿佛夜间的呼唤。
回到伦敦后,我既兴奋又疲倦,也有了一些灵感。上海包含的对比和矛盾令我吃惊。我于是提出一个方案,把那对唱沪剧的夫妇、二胡演奏者(不,我不要专业的)、女子弦乐队、上海电子音乐家 B6 加在一起组个乐队,我们还得找一个上海女说唱歌手,然后我来现场采样处理。我希望能在人民广场以四声道音响演出,还要有投影和震撼的舞台效果。很明显,这个计划需要写大量文字、工作坊、讨论、排练,不单需要时间和空间,还得要翻译。这对当时来说是过于庞大了,因此我们决定押后,并产生了第二个想法。

我的兴趣在于,“都市发声”是个关于聆听的项目。这也是我的领域,而且我刚开始了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名叫“给身体的音乐”(Music for Bodies)。我们做音乐,同时探索通过身体——而不只是耳朵——去感受音乐的途径。一九九七年,我发现如果播放一种特殊的音乐去振动家具,那么坐在上面的人就能够感受到一个声响世界,这个世界大概是他决不愿意坐在家里戴着耳机或是在音乐厅里体验的。我刚刚完成并展出的作品《伦敦声音床》(Sonic Bed_London)令人惊讶地证明了这一理论,通过它我也创造了一种亟待开发的新乐器。

我早年对于中国的迷恋源于我对针灸和经脉的认识。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实验电子音乐在中国似乎基本还属于未知的领域,我想如果设计一个东西用来播放这种音乐,同时观众可以俯卧在上面,让音乐流过他们的身体,应该是很合适的。于是我提出了制作《上海声音床》(Sonic Bed_Shanghai)的想法。找上海工匠用中国材料制作,铺上上海面料,内设十二声道中国声音系统,用以播放我拿在上海录到的声音做的一首作品。这张床的设计要和伦敦床一样,但不要放在艺术馆里,而要放在公共空间,如购物中心的一个房间里,或是一个茶馆里,或是公园、博物馆、图书馆中。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张床应该安置在上海某个容易去的地方,作曲家和各种年龄的人都可以为它创作作品。这床还需要一队守卫。

这个想法被欣然接受了。我们都知道我还得来上海一回,和制造工人见面,讨论材料问题,考察可用的空间和活动组织者,选择床上的面料,同时也要再采录一些声音并记录整个项目。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一

上海的二月:寒冷的水城。

雨水从天而降,形成水幕,被风一吹,寒冷刺骨。

把空调从蓝调到红并不能给这个被寒冷与潮湿侵扰了一星期的伦敦女孩带来温暖与干燥,我渴望更厚的袜子,一对惠灵顿雨靴和火炉。这次我被安置到另一个区,住在西北郊新建的高楼里。那一带的房子有点乐高积木的感觉,不过很高兴能够置身各类的上海居民其中,而不是待在游客聚集的市中心。

我打算将那激发了我情绪的雾笛声作为上海声音床的主要声源。那声音圆润而悠长,一开始还带有一点粗糙,很适合用来处理。它也有不少低音——所有一流的船引擎都是如此,用在床垫下面的低音音箱应该很不错,甚至可以造成和声效果。或者把床做成一个振动的声音水池?可以的。黄浦江与大都会历史混合而成的外滩生活似乎道明了上海的特殊氛围。我突然想起自己还需要一段理想的雾笛录音。(怎么才能录到呀?凌晨四点还是五点?而且天气总是那么潮湿,还刮风!)等待着我的还有一堆尚待确认的会议和计划,还有媒体采访和一场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又会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无情的天气,又冷又湿,寒风阵阵。

一下飞机我们就开始讨论访问的事,我又一次要回避那可怕的问题“你最爱的声音是是什么?”。然后做床的人来了,我们仔细看了造床的计划(是之前从英国传过来的),看完后我意识到朱佳的责任重多了。她不单要马不停蹄地组织、引导、安抚、翻译,还要准确地传递一些重要的技术信息,比如木头的类型啦,音箱的电容啦,布料的种类与纹理啦,以及我针对特定地点的工作方式。她的耐心在增加。

关于做床的会议很直接了当也很成功。周末我们再一次碰头的时候,施工队交出了手工刻出的花,那是我根据自己看过的中国古代的床以及布料上的图案作的设计。关于声音制作的会就不那么清晰,那个双人团队找不到我指定的功放和音箱。本周我也发现了这里上网是多么不方便,因此尽管我们关于体积和技术细节沟通得很好,我仍然无法在他们提供的型号中作出选择,只好等回伦敦再查了。

买布料的经历也类似,就是说,尽管我们一有机会就去那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市场,我还是找不到完全称心满意的。之前我以为布料应该是比较好找的。选些绣了花样的红缎子盖在上面,两侧的布料透明一些,好让那些小型高音喇叭露出来。当然,我随后意识到红色有很多涵义,其中最重大的大概就是婚姻,所以这招是不能用了。去看了上海博物馆里美妙的纺织品收藏之后,我轻易就想到了解决方法。我想找一种在现已消失的老式棉布上见到的深蓝/靛蓝色,以及那上面简单重复的白花图案。我回忆起在西非见过的一种染印布料的方法,他们用的图案和老上海的布料类似,但将图案重复印在布上的方法则很不一样。中国的版本似乎更讲方法、更简单、更几何,几乎像是流水线作业生产的——尽管它是百分之百的手工制品。我又一次折服了。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五

回到浦东,开始在徐汇艺术馆安装《上海声音床》,开幕定在了四月二十日。是,我们尝试过在替代空间做展览,但购物中心、公园和博物馆要么是要收费,要么会对观众进行限制。

下飞机不到一小时,我就对朱佳说:“现在至少我开始听这个城市了!如果我现在才开始做这个床,会很不一样的。”

是的,对我来说,外滩(或水滨)上的雾笛声成了这个城市的标记。不过说真的,如果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我会用一些不那么鲜明的声音。当你真的用心聆听时,似乎会听到空气在共鸣,发出沙沙声、哔哔声、轻微的爆破声和呼吸般的声音,那就是我想用的。我第三次到访上海,一切都变得比较正常了。让我感受最深的都是那些细微的声音。

与前两次一样,我的行程仍旧紧凑。我也同样地兴奋。几个月的工作,重要的信息通过电邮来回传递,便造就了《上海声音床》。仿佛奇迹一般。当在他们的允许下我终于去到艺术馆查看施工现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啊!太小了!我把尺寸发错了!”暗棕色的《上海声音床》被放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当中,周围的几个人在装点它,他们的周围有一些看客,毫不遮掩地交谈着,床看上去很小。其实是可以了,很可以了。石建华干得很棒,尤其是顶部边缘和台阶表面的雕花。我们的设计凑效了。现在,我只需要和陈永祥测试一下音响,然后把新做好的作品《警笛》(Horn)拷入英国使馆文教处的笔记本电脑,把它放入床下播放,便大功告成,接下来的两天可以休息了。

当然没那么简单。接线的问题相对迅速地解决了,但显然,要用五台功放带动十二声道系统,每一台都要仔细调节平衡,这又是一个新问题,噢对了,翻译又会占掉一部分时间,所以这就得花上一整天了。另一个问题是床垫太薄了,在上面坐不到二十分钟,我的臀部就压到了低音音箱。可供替换的床垫又太厚,但中国就只有这两种厚度的床垫可选。噢。好吧,我们只能选厚的那种。事实上它很不错(现在《伦敦声音床》也用它了),因为它的高密度能够传导振动,而不只是过滤它。

然而,最大的惊喜是在上海制造的床里播放伦敦制造的《警笛》。场地和乐器——也就是《上海声音床》——和《伦敦声音床》颇不一样。深色木头上的刻纹、生动的深蓝色棉布和白色的花纹图案营造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空间。它没有《伦敦声音床》的沉静,而且没错,它听起来也不一样。我必须把声音作品改一改,所以剩下的时间都准备拿来干这个了。不过,这也不简单。艺术馆内很嘈杂,墙面又都是平坦的混凝土,还有很多很多人,也在赶工,并大声说着话。另外,政府官员在开幕当天早上九点要检查所有作品,这又把时间砍去了一块。我们很多人都通宵工作,听觉系统变得不听使唤了。

但我们完成了任务。一切都安装就位,开幕时媒体反响热烈。我惊讶地看到人们对声音床有强烈的兴趣,但很少有人躺进去试一试的。有的人还很不爽,因为它并不总是“令人愉快”,或是他们没能听到“最喜爱的上海声音”。观众们站在床的周围谈论着它,摸一摸它,似乎这样就够了。这很困难,因为他们一旦进去了,才会理解。这音乐是做给你用身体去感觉的,不只是拿来听的。在外面听是一回事,但躺进去才是正道。超低音、低音、中音和高音以永恒变化着的方式旋转着、滚动着、折叠着、吸吮着、提升着、浮动着、抚摸着或刺激着软床。我犯了个错误,当初应该坚持营造一个更私密的空间。在伦敦,人们想都不想就和一两个陌生人跳进床里。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试着收集塑料袋,用来给人们套在鞋上(要他们在公众场合脱鞋是个问题),同时把灯光调暗些。整个作品的方式明显令大部分人很不习惯。

感谢朱佳提供的诸多便利,上海音乐学院的陈教授为这个计划帮了很大的忙。二月份我在那里作了讲座,并被授予荣誉教授之头衔。十月份,《上海声音床》会出现在上海的首个电子原音音乐节上。目前我们正在洽谈关于我回校担任一个月的访问教授一事,以帮助一小组学生各自为声音床制作作品,然后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也可以向作曲家委约创作。声音床的未来需要仔细规划。我也热切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在不那么匆忙的状态下,利用那些模糊暧昧的声音为它做一个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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