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展（GET IT LOUDER）
背景环境
新的需求
批判实践
艺术家
中国呼唤
大声展（GET IT LOUDER）
英国设计评论家Rick Poynor在其博客 designobserver.com上发表的一篇有关2005年大声展的评论，引发了不少颇具趣味的讨论。一位投稿人认为中国是一类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们对共产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变化做出反应：它们醉心于大品牌和消费主义的形式语言学；它们培育幼稚的神话，以机器人和动画人物为造型，且远离社会现实。另有一人指出中国的设计仅仅度过其“原始”时代，还有一人不甚恰当地喻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独特的美学”。
无论何种解释正确，毫无疑问的是，欧宁– 作家、策展人、音乐推广人、平面设计师，认为所有设计之路在中国都可能引领潮流– 业已创办了最真实的展览，展示当代的中国设计。展览名为大声展，该名称不是特别合乎文法，但在英语里具有十足的表现力，极力表达出年轻设计师们对作品创作的炽热以及欧宁让世人了解他们成果的决心。他邀请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和Newbetter合作策展英国2007年作品集，这让人难以拒绝。我们不清楚，是否欧洲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渴望了解这个在上世纪大多数年代与我们有些疏远的国家。这是一次良机，以公司成员的身份，深入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和设计文化，超越已有的各种方式，扩展我们的眼界。
欧宁的策展大纲简洁明了，他希望展示的作品超越艺术、建筑和设计的边界。作为联合策展人，我们以多种方式展开行动。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我们寻求未曾在中国展示作品的艺术家和设计家，过去5到10年内从学校毕业的创作者，以及作品已小有名气，但不具十足的商业味和知名度的创作者。展览将实现真正的多样性，作品不仅来自艺术家、家具设计师、互动设计师、平面设计师、产品设计师和建筑师等，也包括Newbetter 成员所属、生活在伦敦背景下的一代人。
背景环境
伦敦频繁地被誉为“创意之都”，以至于这一头衔的拥有者几乎非它莫属。尽管有时过度自信、骄傲自大，伦敦仍然努力培育出众多难以磨灭的文化思想和作品。在这方面，伦敦的固有特质就是它的真实。“多样性”正是这样一个特质，并成为我们为大声展广选作品的基准。为了探索“英国的”创造精神，邀请来自瑞士、法国、荷兰、日本等国且将伦敦视为家园的人们毫不为过。以出生地为绝对标准判定国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双重国籍，体现于我们工作生活的整个环节，而伦敦不仅为这些自愿作为旅游者式的公民提供了空间，也毫无疑问地从中受益。
一个不甚确定的起源也反映了作品的创作途径。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过去学生恭敬地模仿名家的作品而向大师学习，如今这一传统被颠覆，学生更加强调不可预知的个人创造。譬如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戈德史密斯大学（Goldsmiths）、建筑协会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及巴特利特建筑学院（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等学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并心照不宣的相互竞争，提高自身知名度。学生毕业之后，友谊发展成工作的合作关系。而90年代中期，集体意识开始增强，不少人厌倦了对单个天才创作者的崇拜。如今，伦敦疏松的社会及职业场景继续促进短期乃至长期的合作。人们会相聚一日，甚至数载。出乎意料的是，伦敦过高的消费水平，并未能阻碍寻找艺术联合和邂逅的欲望。
新的需求
2007年代表着英国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长达十年之久的首相生涯将告一段落。回到1997年，“文化”在新工党（New Labour）的重新定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摇滚明星和建筑师成为公众仰慕的对象。同年，宜家（IKEA）的一则富有革命性的电视广告促使英国人“Chuck Out the Chintz!”（意即：扔掉你所有的过时家具吧！）。新工党的上台，以及对宜家这一极具现代性的品牌的绝对钟爱，使英国人在很多方面都焕然一新。文化与商业携手前进，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人们带着集体纪念的愿望，使用一种新的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筹得的资金，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系列建设工程。仿佛一夜之间，每个城镇博物馆都拥有了一个新的大厅或教育厅，而每个国家纪念碑都冒出一个新的游客中心，市民们对于他们使用的建筑的期望瞬间提升。
自那时起，英国避免了一场悄然临近的经济衰退，并给自己带来空前的可持续发展条件和机会。在较短时间内，艺术、建筑和设计成为如今大众消遣的主要元素。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去年一年接待了490万名游客，在国内最受欢迎的游览胜地中名列第二。在数年之内，创意建筑师Herzog和de Meuron还将令美术馆绽放新的光彩。大约在同一时间，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将向上游搬迁，成为泰特美术馆的新邻居，而Zaha Hadid设计的建筑基金会大厦（Architecture Foundation Headquarters）也将屹立在仅仅几个街区之外。如果没有确切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绝不可能发生。
一个日益壮大的、广受媒体关注的帝国总是永不停歇地追求“新事物”。较之以往，更多的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各种报纸用大版篇幅竭力报道艺术和设计，而网络博客和电子评论，即关于新事物的新闻，甚至在我们熟睡之时进入我们的“收件箱”。这些杂志、报纸以及电视节目反映整个流行文化，使热捧名人偶像的风气盛行于世 — 就好像如今一名椅子设计师可能成为一名电影明星。曾经相当专业且只有少数爱好者的领域，如今已转变为社会的中心，需求具有了新的形势和名称。
批判实践
这或许只是策展人的一种幻想，但我们的选择暗含着一个逻辑，即他们代表我们所谓的“批判实践（critical practice）”的一种途径，简言之，它是指这样的局面：来自一门特殊学科的创作者，对该门学科的传统局限产生质疑，并跳出通常的思维方式，寻求出人意料的创新之处。这是一种对学科历史的自我思考和反省，而实践的作用举足轻重，也就是说，你应当在一味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换种方式发挥你的技能。对于其他人而言，它意味着与具有其它背景的人们紧密协作，携手完成多个实践。由于这种合作方式与协会不同，其结果未必一定成功，然而，对于在20世纪末感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步入末期，并试图走出这一阶段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途径。
批判实践者们完成的另外一次“逃离”，是以一种清晰明了的方式从规范性转向实用性。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广泛流行“机能主义（functionalist）”，将形式视为实用价值的实际来源。这样说或许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讽刺，但 “极简抽象主义（minimalism）”作为一种风格和迷信，推动现代主义信条越行越远。当一切都被带走后还能剩下什么？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经历过对现代主义走到尽头的不同反映，例如，Julian Schnabel 等画家及Ettore Sottsass 等设计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剪贴手法开创的后现代设计。当今的这代人会认为形式的基本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却不知这些成果是由无数伟大的前人辛勤演练而得。如今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我们能够全然从头开始。虽然我们是历史延续的一部分，但我们不会被历史束缚。形式、功能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为“批判实践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去探索可以满足创作期望的思想。
艺术家
我们英国卷的标题“一切皆实，一些为虚”，高度浓缩了“事物”和“思想”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即“事物”可为“思想”，“思想”代表“事物”。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引入一些设计师，他们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设计从实物手法转向光电、声音和数字交相感应的程度。也就是说，设计师们不仅探究形式，还能通过技术手法生成独特的形式，如 TROIKA，他通过一个新的中国版的电子探测（electroprobes）装置，探索电子设备内在的声频生命；或采用资料信息打造奇特的形式，如 Assa Ashuach，他对椅子、电灯和桌子上的实物赋予数字信息，令形式逻辑数字化； Sam Buxton的数字椅（DATA-Chair），以传统的中国王座形式为基础，椅子上布满各种电子设备，可与坐在上面的人交流、玩耍，还可储存、监控与人相关的各种信息，表达了 Sam Buxton对中国这一制造强国的深深敬意。 D-fuse的Small Global通过绘图手法，打破了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平衡，如全球移动电话使用量的增加。 Simon Heijdens 的Lightweeds 和 Danny Brown的动画则表达了数字工艺的矛盾修饰法：将审美可能性的想象力与对软件的深入了解相结合。
在一个更加熟悉的实物领域，我们见证了结合不同材料生成的各种奇特形式： WokMedia大胆地将电和水相结合， Martino Gamper 将毫不相干的家具部件融合形成一件新的后工业式作品；法国/瑞典/威尔士四人组 Ǻbäke创作了杂志、唱片、衣服和画廊设备，他们都是图案设计师出身，但他们对内容创作的好奇心使其不再单单迷恋字体和图片技巧。 Marloes Ten Bhömer不可思议的球鞋设计，看上去已不再只是一双纯粹的鞋子，而变成了一种诱惑，仿若双脚发生了科幻般的变异。尽管其作品充满了艺术情趣，但她拒绝被烙上“艺术家”的印记，她打算采用来自中国的纷繁复杂的元件完成第一份商业设计。 Julia Lohman的Ruminant Blooms是由保藏的羊肚制作而成的电灯，让人感觉诱惑而又厌恶；而她那实物大小的母牛凳，形态酷似一头无首的母牛，用兽皮加以装饰，使我们眼前立刻明晰地浮现出屠宰场的画面，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动物的普遍喜爱之情。
此外，艺术家们还积极探寻临时合作和各种角色模仿。多年来，艺术家 Shezad Dawood 在巴基斯坦拥有多位电影海报制作者表达其想象元素。大声展（Get it Louder）的Constable系列是对独特的英国式理想的另类反映。2006至2007年间，Shezad 还在伦敦开办了一个宏伟的工程空间，与其他艺术家们一同在这座高端建筑的宏大空间里共同策展。建筑师 Celine Condorelli 与策展人 Gavin Wade在公共和私人布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他们将特别应邀与中国建筑家Wang Hui合作参与大声展的策划工作，并将延续一贯的旋律，为主办机构提供各种意料之外的支持，例如对许多大商场的策划。 Newbetter 则不断涉足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自己的建筑背景策划展览，并创作出合作装置，如与艺术家 Neal Rock 合力打造的令人惊骇的工程“Hydan”。
中国呼唤
中国的设计史与我们所知的欧洲设计史差别迥异。上海博物馆（Shanghai Museum）令人称奇的青铜、陶瓷和丝织收藏品，充分见证了公元前的设计和创作的动态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西方相差甚远。伟大的技术和精致的审美情趣倾造出的各种工业品和发明 — 最著名的丝绸、火药和马镫 — 从中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地区，不远万里来到欧洲，而一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工艺品的绽放才重新唤起了欧洲的古典文化遗产。直到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将本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时，欧洲的上层人士对来自东方的珍宝的迷恋才渐渐淡去。20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及随后掀起的迅猛局部的反资本主义浪潮，使设计陷入绝无仅有的恶劣环境。大跃进运动（The Great Leap Forward）中，人们曾有的创作方式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有资产阶级的象征都难以幸免，只剩下身着统一制服的市民。到20世纪末，随着消费者正当需求和报酬意识的日益增强，共产主义的普遍性愈加模糊，设计的严格定义也不断更新换代。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大声展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建筑和设计历史，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磨合机会。这样的展览如同不同思想家和实干家之间神秘联系的回旋，因为她是一场可被消费的实物展。坐在这里，在伦敦，中国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意味着一块充满神秘色彩和多样性的富饶大地，古老又不乏新奇。不过，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内容在思想创作中仍至关重要。我们试着去声辩，许多“英国人”和“中国人”确实在进行想象和再创造。所有这些英国作品将在中国诠释新鲜的、不曾预想的含义，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速度令世人瞩目的国度，大声展的国际景象也将为它的设计作品赢得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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